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：社区视角下的治理现代化路径

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，需以制度创新为基石、技术赋能为支撑、监督问责为保障，通过权责清单优化、数字治理伦理约束和实绩导向考核机制，破解行政化挤压、数字化异化与考核机制扭曲等结构性矛盾，推动基层治理从“形式减负”向“实质增效”转型。

一、政策演进与社区减负的深层矛盾

中央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构建了“源头管控—过程规范—结果问责”的全链条治理框架，明确禁止“千分制考核”“指尖形式主义”等基层痛点。但社区层面仍面临三大结构性矛盾：

• 隐形变异负担：如上海宝山区将视频制作纳入考核，温州龙港水务公司要求社区出具死亡证明，体现“红头转白头”“责任甩锅”等权责不对等问题。
• 数字技术异化：某地要求社区工作者每日增粉100人，某“智慧政务”大屏耗资227万元却长期闲置，反映技术工具从“赋能”转向“负能”的风险。
• 考核机制扭曲：疫情防控期间某街道要求社区每日上报27张表格，涉及13个部门数据，暴露“材料政绩”导向下基层重复劳动的困境。

二、社区减负的实践困境与典型案例（一）行政化挤压：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治理超载

基层承担的行政事务中，63%为“上级转嫁型任务”。例如：

• 表格治国：某市环保局要求企业填报的监测数据与气象部门系统不兼容，导致基层重复录入；
• 任务摊派：某街道办将13个部门的数据需求整合为27张表格，社区工作者日均工作时间超12小时。症结：部门权责模糊与“属地管理”泛化，导致社区成为“无限责任主体”。

（二）数字化异化：技术赋能的双重效应

正向案例：南京鼓楼区宁海路街道构建“一图统揽”数据中枢，整合12个部门数据，使报表填报量下降40%，工单处置效率提升60%。反向案例：某地“智慧政务”大屏因缺乏需求导向，48块液晶屏中3块长期关闭，6个政务系统建成即闲置。启示：数字化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“需求导向”而非“技术导向”，需避免“为数字化而数字化”的形式主义。

（三）考核机制：“材料政绩”与“实绩导向”的博弈

转型案例：

• 北京“接诉即办”通过“诉求直通—限时办结—群众评价”闭环，将考核权重从“过程留痕”转向“结果成效”，试点街道12345热线投诉量下降37%，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2%；
• 生态环境部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压减调阅资料40%、谈话对象减少50%，实现“无感式督察”。对比：传统考核依赖“台账厚度”“照片数量”，而现代考核聚焦“问题解决率”“群众满意度”，倒逼治理重心下移。

三、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协同路径（一）权责清单的动态优化

• 省级统筹：江苏省明确社区依法履职事项18项、协助事项23项，对超出清单的任务实行“准入制”；
• 基层创新：北京朝阳区设立“社区工作准入委员会”，通过部门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居民听证三道程序，将新增事务准入门槛提高至85%支持率。效果：社区行政事务减少40%，居民参与率提升至75%。

（二）数字治理的伦理约束

• 正向实践：南京燕子矶街道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独居老人跌倒预警秒级响应，“掌上云”平台配备智能机器人使网格员30分钟响应率达100%；
• 负面警示：某地“文明创建APP”要求社区工作者每日上传50张照片，暴露技术滥用风险。对策：建立“数字工具评估退出机制”，对使用频率低于10%、群众满意度低于60%的工具强制下线。

（三）监督问责的精准化

• 中央层面：2025年1-7月全国查处形式主义问题1.2万件，其中社区层面占38%；
• 地方创新：杭州试点“社区工作满意度二维码”，居民扫码对部门服务打分，评分结果直接影响部门绩效考核。意义：通过“以下评上”机制，将监督权从“内部”转向“外部”，倒逼部门转变作风。

四、社区减负的治理现代化方向（一）强化制度刚性

建立文件与基层负担的“一致性评估”机制，例如：

• 要求新出台政策需附带“基层负担影响说明”；
• 对连续3年考核排名末位的部门，暂停新增督查检查事项权限。

（二）激活技术理性

推动政务平台从“数据整合”转向“智能决策”，例如：

• 利用AI算法预测社区需求，提前调配资源；
•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，减少重复填报。

（三）重塑政绩观念

将群众获得感作为唯一标尺，例如：

• 取消“文明社区”“平安社区”等创建活动中的台账要求；
• 将社区工作者薪酬与群众满意度挂钩，满意度低于60%的不得晋升。

结语：社区减负的本质是治理现代化转型。通过制度刚性约束、技术理性赋能与政绩观念重塑，可破解“权责利不对等”的结构性矛盾，使社区工作者回归“服务者”本位，最终实现基层治理从“形式减负”到“实质增效”的跨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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